淞沪抗战“八百壮士”的战后生活是怎样的呢？
发表日期：2018-03-12作者：cqyaoyang阅读量：
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10月26日晚，战役进行到最后阶段，守卫大场防线的中国军队第88师第524团400余人(报界宣传称“八百壮士”)，在副团长谢晋元指挥下，奉命据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下，“八百壮士”孤军奋战4昼夜，打退敌人10余次进攻，毙敌200多人，取得了“四行保卫战”的胜利。
但10月31日奉命撤退后，“八百壮士”却被公共租界工部局解除武装，软禁于胶州路拘留营四年。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28日，日军接管拘留营，先后将330余名孤军官兵押到月浦、龙华做苦力。
1942年4月，汪伪政府为了拉拢这批孤军参加和平运动，将他们转到南京，对外大造舆论，说这些孤军是到南京晋谒中山陵，拜祭先总理孙中山的。到南京后，汪伪政府用小包车带孤军官兵参观南京市区，发给优厚的慰劳金，孤军官兵不为所动，拒不接受。汪伪政府恼羞成怒，将全部孤军关入老虎桥俘虏营（原江苏第一模范监狱，2000年已拆）。
老虎桥监狱是一座人间地狱，以刑罚残酷而闻名。院内戒备森严，岗楼耸立，高墙上有铁丝电网。日军强迫孤军做苦力，挑大粪，百般折磨。在一次冲突中，士兵邓贵清用扁担将一个日兵手臂打断，日军将整队孤军包围，以机枪威吓。雷雄团长毫无畏惧，质问日军：“我们不是战俘，为何将我们作俘虏看？”孤军的特殊身份使日军不敢胡乱动手，只好不了了之。事后日军进行报复，一天邓贵清被日军派到鼓楼做苦力时，在一座桥上被日兵用枪活活打死。有一日，一名日本军官强奸了监狱内的一名中国女俘。孤军们派出代表提出严正抗议，要求停止这种兽行。狂妄的日军非但不听，而且还对孤军代表施以酷刑。全体孤军闻讯后立即绝食，以死抗争。日本人没料到他们真的连死都不怕，在压力之下被迫道歉。在俘虏营中日军看管较严，有一次12名士兵越狱逃跑，跑到南京中华门时被日军抓住，日军当即用刺刀将他们全部残忍地刺死。
由于战事趋紧，需征用大量劳力，同时也为了不让孤军团结在一起，日军实行分散看管，分别把孤军们押往裕溪口、杭州、孝陵卫、光华门等地做苦力。
1942年5月，敌人从俘虏营中调出原四连代连长陈日升等100人去杭州南星桥外西兴镇养马，后又分出25人去江西上饶。这批人在原营部通信班长刘一陵的带领下，成功逃脱。消息传到杭州，敌人将陈日升痛打一顿，罚孤军长跪一天，不给饭吃，不久又押回老虎桥俘虏营监禁。
1942年8月，70名孤军士兵被抽调到南京东郊孝陵卫日军战地士官学校做工，在那里割草、喂马、换马掌等，吃的伙食比日兵差，但一个星期还发点香烟。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发现电网没有通电，11月6日夜里，万连卿借故与看押他们的日军军曹打乒乓球迷惑和稳住敌人，掩护其他人越过高墙上的铁丝网逃了出来。等7人逃出后，万连卿以上厕所为由逃出孝陵卫，8人到达句容县茅山集中，得到了新四军的帮助，将他们送到安全区，经江苏、安徽、江西（在赣州碰到从杭州逃出来的陈祖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1943年在穿越半个中国后，终于奇迹般地来到了重庆。9位脱险壮士是施彪、陈德松、段海青、陈祖谟、徐文卿、万连卿、张永祥、黎时德、萧益生。在孝陵卫的其他人于1943年2月初，有28人在赵班长的带领下，将棉被、毛毯盖在铁丝网上也逃了出去，有的在茅山参加了当地的新四军游击队。
1942年底，敌人又从老虎桥俘虏营中派出100多人去安徽芜湖裕溪口装卸淮南煤矿的煤炭。其中包括孤军营代团长雷雄。当他们从称煤的司称口中打听到，裕溪口对面山上就是游击区，雷雄等就暗中组织以3人为单位的行动小组。1943年春节前一天下午，4时收工时他们举行了暴动，抢了敌人的机枪、子弹逃了出去。雷雄等29人逃到一个叫桃花乡的新四军驻地，受到了新四军的热烈欢迎，最后分两批回到了重庆。在雷雄领导暴动时有10人留在营房未能参加行动，其中有6人伺机逃跑，不幸被敌人发觉，开枪射击，一人中弹身亡，3人逃散，只有余长寿、曾和平两个人到达皖南新四军防地，得到安置，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
1942年秋，部分孤军被转到莫愁湖畔监禁，在莫愁湖与周围各河的挖泥疏浚时，从湖内挖出沉积的南京大屠杀的同胞尸骨，遗骸至少在万具以上。1944年日军将仍在孝陵卫等地的约120名孤军战俘迁到上海，1945年2月孤军组织了集体逃亡，其中卫士班长景勘等33名官兵受到新四军在苏南游击队的接应，最后33人全部辗转到达重庆。
其他成功逃脱的还有：1942年初士兵姚连玉等2人从月浦逃出；团副上官志标在一次无锡就医时脱逃出去，并担任当地的游击队队长；1943年某月，在南京的日军派几十个人外出做苦工，郑俊、陶杏春、伍杰三人趁敌不备之际，冒充伪军官，各提着一捆标语随走随贴混出南京，到达重庆；被遣往浙江诸暨的一支孤军在我地下党配合下，跳出敌网，上山打游击；被派往浙江萧山的20人杀死2名哨兵，冲了出去。
参加裕溪口暴动的陈日升等先期到达重庆，他们要求重新入伍，恢复原孤军建制，军方认为人数过少，未能获得批准，于是20多人便解甲归田回到各自的家乡。杨养正到重庆后因左眼失明住进长寿第九残废教养院，日本投降后入军官训练总队，任少校连长，1946年因不愿参加内战而主动要求退役。
团副上官志标于抗战胜利后任第三方面军政治部第一科科长、第一绥靖区政治部科长兼督导团组长，1947年8月被调往台湾省台南县任兵役科长20年。郑俊1943年从南京脱逃到了重庆，被保送入中央军校高级班学习，毕业后随第九十七军赴广西前线对日作战，抗战胜利后任军政部军官第一总队少校区队长，1949年12月参加卢汉领导的云南起义。
从南京孝陵卫脱险的壮士万连卿等，在三个月集训之后被提升为少尉排长，被送入成都陆军军官学校深造一年，1944年回八十八师留守处，参加中国远征军，随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对日作战，随后转战广西，收复柳州、桂林。
抗战胜利后，各地幸存孤军纷纷来沪。因为物价飞涨，生活艰难，政府对孤军也无适当处理，致使他们流落街头，冬天身无棉衣、棉裤，每日两顿粥，也无钱看病。1946年《文汇报》报载，在镇江有一壮士在街头流浪乞讨为生，陶杏春连长在四川巴县冷水场衣食靠当地人捐助，生活艰苦。 copyright 92jn.com
当时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司令长官汤恩伯在上海大光明戏院召集孤军官兵开会，封官许愿，动员他们归队服役，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仗我们已经打够了，不想再打了。”对于流落上海的孤军们，政府部门仅发一点救济金，百余名穷困潦倒的孤军流落街头，实在找不到栖身之处，就闯进吴淞路一日本侨民住的三层楼，把日本人赶跑，住了下来。几天后来了一帮国民党军官，奉命接收日本人财产，双方发生争执，领头的军官见到门口挂的“四行孤军”牌子时，不禁肃然地向孤军们行了个军礼，然后忙赔礼道歉：“鄙人有眼不识泰山。”说完离开。孤军们的遭遇引起了居住在上海的谢团长遗孀凌维诚的关心，她四处奔走，举行记者招待会，呼吁社会各界关心流落在上海的孤军们。在凌女士的帮助下，1947年3月市政府同意将大达码头交给孤军管理，让孤军们从事搬运工作，以劳力维持生活，同时又组织了四行孤军工业服务社，分总务、码头、运输、生产、福利五组，孤军们自食其力，还有的孤军找到了当门卫、车夫、街头清洁工、铁路警察等工作。
抗战胜利后，关在老虎桥俘虏营的80名孤军获得了自由。所有幸存的孤军官兵都不会忘记没能见到胜利的100余位战友。1946年，100余位幸存孤军齐集上海孤军营旧址，缅怀他们的老团长谢晋元。 内容来自泉城资讯
幸存的孤军官兵解放后大多数回到自己的家乡以务农为生，也有的进入国有单位工作，直至退休。他们主要分布的地区有湖北、浙江、四川、上海等地，以湖北最多。解放前去台湾的有3人，九壮士之一的黎时德几年前还居住在香港。当年谢晋元的警卫员兼勤务兵万连卿先后在上海、安徽、新疆工作，直到1979年退休后才回到阔别42年的家乡湖北通城县黄袍乡。
解放后，上海市长陈毅安排了一部分孤军的工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特别是“文革”中，这些孤军因参加国民党军队而受到冲击。蒲圻人田际钿当年被送到不列颠服苦役，九死一生才回到祖国，在“四清”、“文革”中成为被冲击对象，还被作为军痞子挂牌游行批斗。重庆的杨德馀（后来叫杨养正，现已90高龄了）是重庆南岸副食品水产公司退休职工，“文革”中被当成牛鬼蛇神、国民党残渣余孽、伪军官拉去游街、批斗、下跪。一连代连长郑俊参加过云南起义，应该属于起义投诚人员，1959年被判管制，1962年带着“历史问题”的帽子离开人世。居住在上海的张秋明是当年四行仓库战斗中最后一批撤出的，他左臂被炮弹炸断，身负重伤，是当年赫赫有名的独臂英雄，在“文革”中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如今，他们大多过着默默无闻的、安贫守己的日子，也从不提过去的事，直到80年代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 内容来自泉城资讯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抗日有功将士的功绩逐步得到了应有的肯定，一些冤案也得到了纠正与平反，有的还享受了一定的待遇。1978年张秋明在北京找到国际友人艾黎为他写了证明材料，被民政部确认为国家一级残废军人，颁发“革命残废军人抚恤证”，并且享受国家给予的优待。万连卿回忆道：1983年落实党的政策，他受到了通城县各级政府的关怀、照顾，后来住进了福利院。因受错误处理而去世的郑俊，在其离开人世22年后的1984年被重庆市有关部门撤销其原判，为其平反。
湖北蒲圻市的田际钿1989年始被当地政府以在乡复员军人作为优抚对象，每月补助25元。万连卿与上海有缘，解放前后在上海生活过10余年，退休后回老家通城定居。1995年6月，中央电视台派出记者对其作了专访。他曾写有《四行孤军报国记》一文。另一位生活在湖南攸县、当年的三连排长陈岂凡，2000年在《纵横》上发表《八百壮士后来的悲壮》一文，对了解“八百壮士”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四行仓库保卫战发生地——上海也有不少幸存壮士。80年代中期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李锦堂、余长寿、曹明忠、张春轩、张秋明、李春林等。1983年谢晋元墓迁到虹桥万国公墓，新墓位于宋庆龄陵园名人墓园里。1985年“八一三”淞沪抗战48周年前夕，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芮杏文同志在锦江宾馆约见了在上海的5位“八百壮士”代表，与各位老兵合影留念。
当年的400余位将士2010年时，仅剩居住在重庆的杨养正老人还健在，他原名叫杨德馀，事迹长期不为外人所知。2002年《重庆经济报》有过报道，今年重庆和四川的两家报刊又刊发了他的故事，遂引起全国的瞩目。2002年7月4日，已经风烛残年、双目失明的老人受邀重回当年的战场——四行仓库旧址。在这里他“见”到了写有他名字的《孤军官佐芳名录》和在孤军营时期的照片。还意外地遇到了当年他的连长、后任团副的上官志标的儿子，来自台湾的上官百成，以及谢团长的儿子谢继民，三个人一同唱起那首《歌八百壮士》，共同回忆孤军的烽火岁月。这位最后的“八百壮士”于2010年12月16日逝世，享年96岁
